第1696章 藏兵于民
秋阳如丝如缕,照进袁宅后园,这袁家后园,没有假山碧湖、亭台楼阁,很是简陋,只有一片草坪,零星的红柳,以及沿墙的一排蝟菊,勉强算是装饰。
而整个后园,就是一座校场,规模虽然不大,各项布置,有板有眼的,一切依照军中条例来,这后园在近两年也成为了袁宅禁地。
就是袁恪的妻妾,想要赏景游玩,都只能去庄外,到明湖之畔,抑或去定边城。
“一!”
“二!”
操练的口号在后宅内回荡,此时校场中有大约三十人,一眼便能看出,都是精悍之士,手里拿着的也是精炼的钢刀。
袁恪还屯有一批制式横刀,不过,太过显眼,袁恪也不敢给他的庄丁配上。朝廷对于军事装备的管控,并不包括刀剑这样的轻装备,而在盐州这样的边远地区,民间几乎人手一刀,其中大部分,还是朝廷发放的,就是让他们能有自保之力。
事实上,除了开国初年,朝廷资源匮乏,曾经从民间大规模收缴铁器、铜器以铸造兵器之外,后续随着冶铁技术及产量的提升,在铁器使用方面,是对民间大开放的。
朝廷掌控着铁的开采、冶炼、运输及售卖,但对于民间铁器的冶炼锻造却是大力支持,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,大汉民间已然密布铁器、兵器作坊,大者如铁器工场,小者如作坊,即便是基本的乡村单位,也有一两个铁匠铺。
而擅长冶铁炼器的铁匠,始终都是大汉民间最为吃香的职业之一,而、民间数量最多的学徒就是铁匠学徒,虽然这行业辛苦,但确实属于技术工种,学得手艺,出师之后,就基本不愁吃穿了。
而原本由朝廷经营的一些工场,也逐渐将一些普通铁器、农具的生产给放弃了,因为民间已有足够的替代者,并且,规模更大,产量更高,即便没有朝廷工坊生产的那么精致,但足用。
大汉武德充沛,其中有一点大概就体现在民间充足的兵器上,此所谓藏兵于民。但凡事总有利弊病,大汉地方治安之所以始终处在一种紧张的状态,隔几年就要就行一次整治,也有这方面的原因。
暴力武器往往是人的胆,小儿持刀,尚能杀人,民间一言不合,便动手杀人的情况,也实属常见。
对于地方官府而言,单独的杀人案,抑或强盗杀人越货都不算什么,最头疼的,要属乡村之间的械斗了。
虽然这是汉法严厉禁止的,但是每年总能发生那么几起,而一旦爆发,便是死伤惨重,因为他们用的械可不是扁担锄头,而是“十八般武器”。
为此丢官的人不在少数,即便汉法明文规定,杀人者死,但在这种群体性事件上,也无法完全适用的。
汉法虽严,却也没严到秦法那个份上,若严格依法执法,连基本的取证都难以做到个人,再加上法不责众这一条,最终往往只是抓几个典型杀了以震慑百姓。
至于完全的从严执法,除非涉及到谋反,否则不可能对普通民众大加刑刀的。
曾有人言,朝廷杀官干脆利落,官府杀人却畏手畏脚,这里的朝廷,当然指的是刘皇帝了。
有鉴于民间治安事件频发,械斗不止,盗匪猖獗,去年便有人认为,民间兵器不禁是治安不稳最大的原因,并向刘皇提议,希望能效仿国初之时,收缴民间兵器,并禁止普通百姓拥有刀剑弓枪武器。
只不过,这则建议,经过刘皇帝稍加权衡就否决了。刘皇帝给出的道理很简单,一把菜刀,一把锄头,乃至一根扁担都能杀人,于民间禁兵,且不提其难度,就是真做到了,就能避免民间的流血吗?
其根本原因,还在人身上,平民多缺乏教化,不知法,也难守法,出了问题,其过首在地方官吏。
朝廷用他们牧守地方,教育百姓,维护治安,本就是他们的职责,因此治安不稳,就把原因归结到兵器上,是贪图省便、畏难懒政的表现,也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。
至于杀人者,罪责在人,不在杀人的刀剑,依律判刑即可处置即可。盗贼为患,自有捕役、官兵,这本是他们的职责,倘若地方盗匪不清,为害百姓,那首先要问罪的,还是地方的官员。
于是,紧随其后,刘皇帝又让政事堂制定项规定,那就是地方凡是出现械斗,导致损伤者,首先问责主官;凡有盗匪为患,而不能肃清者,首先问责主官。
而不论是御史还是武德司,在对地方的监控上,从此也多增加了一项,而这一项监察,并不困难。此政一下,广布天下,顿起波澜,不少人疾呼,官不聊生。
当然,关于民间武器,有些说法,也的确引起了不少官员的担忧。那就是,藏兵于民却有好处,但在太平时光,不需百姓保家卫国,民有凶器,就是祸乱之源,倘若用之以对抗朝廷呢?
诚然,百姓杀人犯法、持刀械斗乃至啸聚为匪,对朝廷而言,都不算什么要紧事,朝廷自有应对机制,很难直接危及自身统治。
对统治阶级的掠食者而言,苍生如蝼蚁,黎民如草芥,蝼蚁之间的生死斗争,伤亡再多,损失再大,都不重要。
即便是那些为害作恶的盗贼土匪,从本质上而言,也只是一颗颗韭菜罢了,他们头上顶着大汉的天,那片天的名字姓刘,他们杀的人是汉民,抢的钱上印着“乾祐通宝”抑或“开宝通宝”。
但是恰如有一些官员的担忧,倘若掌握了刀剑的贱民,用这些武器来反抗朝廷,这岂不是莫大的隐患?
就是刘皇帝,也被这种看法吓了一跳,然而,刘皇帝终究不是被吓大的,他想得也很清楚,朝廷掌握着最强大的暴力机器,要有镇压一切的实力与信心。
而更为关键的是,倘若帝国真到了,百姓群起而反的地步,那时候限不限兵器根本不重要,那意味着帝国该亡了。只要朝廷不出问题,那就一切安好,而倘若出了问题,也绝不只这一点。
事实上,由于眼界的关系,往往存在一些幸存者偏差,在有些人眼中,看到是兵器泛滥,是纷争死伤。
然而,总体而言,大汉还是安宁的,尤其是内地那些大汉的核心统治地区,即便不禁武器,也不是家家带剑,户户有刀,寻常百姓,菜刀、斧头、砍柴刀就够了,正经人谁去买把兵器备着,那价钱可不低,打一把犁头、锄头不好吗?
而相比于内地,边地武器可就是切切实实的泛滥为患了,比如如今的盐州,不带把刀,都不敢出门,不论农民牧民,在劳作的过程中,腰间也是常备武器的。
过去,朝廷曾出台了一系列对漠北契丹的限制政策,铁器是最要紧的一条,然而,一边封禁,一边又允许边境百姓持有武器,这最终的效果如何,可想而知。
即便大宗的贸易不存在,小规模的,小批量的交易,是络绎不绝。
当然,由于刘皇帝态度的关系,对契丹的封锁哪怕到开宝二十一年依旧存在,双方仍旧处于敌对关系,然而,民间的交流,却是越发频繁。
边境边市上,愿意冒险与契丹交易获取暴利的人,可一点都不少。对此,有关部门也没有穷追猛打,否则,走私的人没了,要缉私职官何用?
甚至,如今漠北契丹部民,除了以物易物之外,日常使用的货币,就是大汉的通宝,金银这样的贵金属,也是根据大汉的“汇率”来,可以说,大汉虽然始终难以从武力上征服漠北,但经济上的影响,却在悄然之间加深了。
倘若不是那则禁令在,放开了交流贸易,效果可能更佳,但谁教双方结仇数十年,“仇深似海”呢?
在这样的大环境下,袁恪的贸易对象中,就有契丹人,不过,由于距离太远,风险太大,损失惨重。
而袁恪是不缺武器的,至少不缺刀剑这样的普通武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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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整个后园,就是一座校场,规模虽然不大,各项布置,有板有眼的,一切依照军中条例来,这后园在近两年也成为了袁宅禁地。
就是袁恪的妻妾,想要赏景游玩,都只能去庄外,到明湖之畔,抑或去定边城。
“一!”
“二!”
操练的口号在后宅内回荡,此时校场中有大约三十人,一眼便能看出,都是精悍之士,手里拿着的也是精炼的钢刀。
袁恪还屯有一批制式横刀,不过,太过显眼,袁恪也不敢给他的庄丁配上。朝廷对于军事装备的管控,并不包括刀剑这样的轻装备,而在盐州这样的边远地区,民间几乎人手一刀,其中大部分,还是朝廷发放的,就是让他们能有自保之力。
事实上,除了开国初年,朝廷资源匮乏,曾经从民间大规模收缴铁器、铜器以铸造兵器之外,后续随着冶铁技术及产量的提升,在铁器使用方面,是对民间大开放的。
朝廷掌控着铁的开采、冶炼、运输及售卖,但对于民间铁器的冶炼锻造却是大力支持,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,大汉民间已然密布铁器、兵器作坊,大者如铁器工场,小者如作坊,即便是基本的乡村单位,也有一两个铁匠铺。
而擅长冶铁炼器的铁匠,始终都是大汉民间最为吃香的职业之一,而、民间数量最多的学徒就是铁匠学徒,虽然这行业辛苦,但确实属于技术工种,学得手艺,出师之后,就基本不愁吃穿了。
而原本由朝廷经营的一些工场,也逐渐将一些普通铁器、农具的生产给放弃了,因为民间已有足够的替代者,并且,规模更大,产量更高,即便没有朝廷工坊生产的那么精致,但足用。
大汉武德充沛,其中有一点大概就体现在民间充足的兵器上,此所谓藏兵于民。但凡事总有利弊病,大汉地方治安之所以始终处在一种紧张的状态,隔几年就要就行一次整治,也有这方面的原因。
暴力武器往往是人的胆,小儿持刀,尚能杀人,民间一言不合,便动手杀人的情况,也实属常见。
对于地方官府而言,单独的杀人案,抑或强盗杀人越货都不算什么,最头疼的,要属乡村之间的械斗了。
虽然这是汉法严厉禁止的,但是每年总能发生那么几起,而一旦爆发,便是死伤惨重,因为他们用的械可不是扁担锄头,而是“十八般武器”。
为此丢官的人不在少数,即便汉法明文规定,杀人者死,但在这种群体性事件上,也无法完全适用的。
汉法虽严,却也没严到秦法那个份上,若严格依法执法,连基本的取证都难以做到个人,再加上法不责众这一条,最终往往只是抓几个典型杀了以震慑百姓。
至于完全的从严执法,除非涉及到谋反,否则不可能对普通民众大加刑刀的。
曾有人言,朝廷杀官干脆利落,官府杀人却畏手畏脚,这里的朝廷,当然指的是刘皇帝了。
有鉴于民间治安事件频发,械斗不止,盗匪猖獗,去年便有人认为,民间兵器不禁是治安不稳最大的原因,并向刘皇提议,希望能效仿国初之时,收缴民间兵器,并禁止普通百姓拥有刀剑弓枪武器。
只不过,这则建议,经过刘皇帝稍加权衡就否决了。刘皇帝给出的道理很简单,一把菜刀,一把锄头,乃至一根扁担都能杀人,于民间禁兵,且不提其难度,就是真做到了,就能避免民间的流血吗?
其根本原因,还在人身上,平民多缺乏教化,不知法,也难守法,出了问题,其过首在地方官吏。
朝廷用他们牧守地方,教育百姓,维护治安,本就是他们的职责,因此治安不稳,就把原因归结到兵器上,是贪图省便、畏难懒政的表现,也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。
至于杀人者,罪责在人,不在杀人的刀剑,依律判刑即可处置即可。盗贼为患,自有捕役、官兵,这本是他们的职责,倘若地方盗匪不清,为害百姓,那首先要问罪的,还是地方的官员。
于是,紧随其后,刘皇帝又让政事堂制定项规定,那就是地方凡是出现械斗,导致损伤者,首先问责主官;凡有盗匪为患,而不能肃清者,首先问责主官。
而不论是御史还是武德司,在对地方的监控上,从此也多增加了一项,而这一项监察,并不困难。此政一下,广布天下,顿起波澜,不少人疾呼,官不聊生。
当然,关于民间武器,有些说法,也的确引起了不少官员的担忧。那就是,藏兵于民却有好处,但在太平时光,不需百姓保家卫国,民有凶器,就是祸乱之源,倘若用之以对抗朝廷呢?
诚然,百姓杀人犯法、持刀械斗乃至啸聚为匪,对朝廷而言,都不算什么要紧事,朝廷自有应对机制,很难直接危及自身统治。
对统治阶级的掠食者而言,苍生如蝼蚁,黎民如草芥,蝼蚁之间的生死斗争,伤亡再多,损失再大,都不重要。
即便是那些为害作恶的盗贼土匪,从本质上而言,也只是一颗颗韭菜罢了,他们头上顶着大汉的天,那片天的名字姓刘,他们杀的人是汉民,抢的钱上印着“乾祐通宝”抑或“开宝通宝”。
但是恰如有一些官员的担忧,倘若掌握了刀剑的贱民,用这些武器来反抗朝廷,这岂不是莫大的隐患?
就是刘皇帝,也被这种看法吓了一跳,然而,刘皇帝终究不是被吓大的,他想得也很清楚,朝廷掌握着最强大的暴力机器,要有镇压一切的实力与信心。
而更为关键的是,倘若帝国真到了,百姓群起而反的地步,那时候限不限兵器根本不重要,那意味着帝国该亡了。只要朝廷不出问题,那就一切安好,而倘若出了问题,也绝不只这一点。
事实上,由于眼界的关系,往往存在一些幸存者偏差,在有些人眼中,看到是兵器泛滥,是纷争死伤。
然而,总体而言,大汉还是安宁的,尤其是内地那些大汉的核心统治地区,即便不禁武器,也不是家家带剑,户户有刀,寻常百姓,菜刀、斧头、砍柴刀就够了,正经人谁去买把兵器备着,那价钱可不低,打一把犁头、锄头不好吗?
而相比于内地,边地武器可就是切切实实的泛滥为患了,比如如今的盐州,不带把刀,都不敢出门,不论农民牧民,在劳作的过程中,腰间也是常备武器的。
过去,朝廷曾出台了一系列对漠北契丹的限制政策,铁器是最要紧的一条,然而,一边封禁,一边又允许边境百姓持有武器,这最终的效果如何,可想而知。
即便大宗的贸易不存在,小规模的,小批量的交易,是络绎不绝。
当然,由于刘皇帝态度的关系,对契丹的封锁哪怕到开宝二十一年依旧存在,双方仍旧处于敌对关系,然而,民间的交流,却是越发频繁。
边境边市上,愿意冒险与契丹交易获取暴利的人,可一点都不少。对此,有关部门也没有穷追猛打,否则,走私的人没了,要缉私职官何用?
甚至,如今漠北契丹部民,除了以物易物之外,日常使用的货币,就是大汉的通宝,金银这样的贵金属,也是根据大汉的“汇率”来,可以说,大汉虽然始终难以从武力上征服漠北,但经济上的影响,却在悄然之间加深了。
倘若不是那则禁令在,放开了交流贸易,效果可能更佳,但谁教双方结仇数十年,“仇深似海”呢?
在这样的大环境下,袁恪的贸易对象中,就有契丹人,不过,由于距离太远,风险太大,损失惨重。
而袁恪是不缺武器的,至少不缺刀剑这样的普通武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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