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085章 太宗篇32 血肉浇筑王权
第2085章太宗篇32血肉浇筑王权
当然,天府糜烂,成都被围的消息,也足以让皇帝寝食不安。不过,到了这等地步,刘旸反倒稳住了,朝堂之上,臣僚之前,谈及蜀乱,甚至能开开玩笑,一副轻松的样子,从从容容地统御内外,筹措平叛事宜。
即便皇帝心中实则是焦急如焚,面上始终克制着,给杨延昭军去的诏书中,更是明确地指示,不要急躁,不要轻进,让诸将听令而行,朝廷会保证军需之供应,等等。
刘旸是竭力给杨延昭缓解压力,他毕竟也是上过战场的,对于兵家一些门道也了解,心知急躁不得,战略上是不肯再犯任何错误了。这样的举措,当然是有用的,一定程度上,被委以重任的杨延昭,背负的压力比皇帝还大。
就是刘旸考虑那般周到,倾尽信任相托,杨延昭依旧想着尽快解决蜀乱
起义军的决策,不管是东击川东也好,还是反攻成都也罢,其内在原因,说穿了也就是一种求生的欲望,一种野兽般的本能。
由于连续的灾害,川蜀的粮荒也不是一年两年了,潘佑在任时,还能竭力协调赈济,平抑粮价,安抚人心。然而元年的大旱,进一步加剧了粮食危机。
当起义爆发,战乱频仍,起义向剥削阶级宣泄来自农奴贱民复仇怒火的同时,也将原有的社会治安与生产经营秩序冲击了个支离破碎,土地荒芜,粮食短缺,饥饿危机,也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,这也是蜀乱此起彼伏、愈演愈烈的直接原因。
然则,剑南真的缺粮吗?不尽然,缺也不至于缺到这种程度。只不过,就和土地与盐、茶、丝三宝一般,粮食这种基础而救命的物资,同样集中在权贵、地主、豪商们手里。
让他们把宝贵的粮食拿出来救济穷人,少量地邀买名声可以,大规模救济那是官府的事,谁家也不是开善堂的。派粮也可以,拿钱、拿地、拿人来换
统治阶级压迫日甚,不给活命,劳苦大众自然得造反,而如果造反这样激烈的抗争运动也仅仅基于活命,那也注定走不远。
当扛起“均贫富”的旗帜后,固然是万民影从,光环加身,但同时,作为领袖的李顺还得喂食聚拢在四州嗷嗷待哺的嘴。乱事越搞越大,人也就越聚越多,到几十万张嘴时,生存依旧是起义军第一考虑的问题。
打下川东,而后东出湖广就食,打破川蜀牢笼的同时,还能把义军的光辉播撒到大汉更多的地方。这一构想,随着泸州之战的失利,被彻底打破。
于是,回攻成都,继续从成都平原这片哺育了千千万万的蜀中儿女的土地上觅食,这也是无奈的选择,没有生产能力,也没有时间从事粮食创造的起义军,只能去抢夺既有的生存资源。
即便这种选择无异于自陷囚笼,随着时间的推移,朝廷的平乱大军正各方朝蜀中赶来。
如果说王、李起义在举事前期还有“反苛政,均贫富”的正义性的话,那么随着李顺大军北上,兵困成都,随着生存压力的一步步走高,在饥饿与死亡面前,那丝正义性也迅速被泯灭掉了。
历朝历代农民起义的失败,除了反动势力的顽固与强大之外,起义者自身的局限性则是根本而重要的原因,王、李二人,也未能打破这个规律。
在北上初期,还是有很大一批人欢欣鼓舞,喜迎义军,但情况慢慢地就发生变化了。起义军要活命,成都周边的士民百姓同样要活命,大伙可以为了这一相同目标汇流,生存的压力之下,也有可能导致彼此仇视互戕害。
随着几次进攻成都不果之后,起义军在一种微妙之中渐渐变质了。那些既没能逃进成都,又没有流离他方逃难,而是选择留下,支持李顺大军的人发现了。
义军的到来,非但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,让他们获取应有的“公平”,反而加剧了混乱,连起码的安宁也丧失了。去年大旱,农事耽误了,今岁旱情缓解,因为战乱又耽误了。
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,起义军也开始四处搜掠了,为了满足进攻成都需要,李顺的部下们四面出击,几乎要把附近州县的地皮都刮干净,如蝗虫一般吞噬着所有看得到的东西
而到这一步,就彻底有违起义初衷了。早在王小波起义之初,在解放旁户小民的过程中,义军一直保持着相对良好的作风与军纪,不说秋毫无犯,但绝无凌虐之举,就是被抄掠的那些地主富户,也会给他们留下基本的口粮。
这个作风,在李顺军转战初期,也一直保持着。然而,这种“仁义”对于一群由旁户、下民组成的起义军来说,实在太难得,也难以长久。
狭隘的见识度与低效的组织力,让他们在面临问题时,只能采取一些简单而粗暴的办法,激情过后,乃是更加的疯狂。生存问题面前,什么强权公理都不可怕,什么礼义廉耻都抛诸一边。
对于义军的变化,李顺也很苦恼,然而他也没有太好的办法,他虽是起义军的领袖,但对于部下的约束力,实在不算强。同时,他也需要各种资源,尤其是粮食,以维持对成都的进攻。
成都拿下来,未必就能解决问题,但不拿下来,就只有死路一条。何况,义军能打胜仗,一靠胸中那口怒气,二靠人多,三靠不怕死,说到底,还是靠人命去填。
义军将士牺牲付出了那么多,蜀中父老兄弟姐妹也该贡献一份力量。另一方面,大家都活不下去起来造反,你还能活下去,这如何能同舟共济,并立偕行?只有大家都成为一类人,才能打破蜀中那灰沉已久的天,为千万蜀民争取到一丝新希望
当然,李顺也不是什么都没做,毕竟他们还是拯救贫民的义军,又都是蜀中父老,不能把事情做得太绝。
察觉到对部下掌控力的不足,李顺自度,认为是自己威权不固的原因。蜀中的起义军,虽以李顺军为核心,但实质上还是各种势力、各股来源涓流汇聚,李顺固然是领袖,部下响应其领导号召,但并不受他绝对约束,起义军上下甚至没有一个清晰的组织架构
于是,为了树立权威,起到约束义军的效果,李顺想出了一个法子:称王。
雍熙二年2月15日,起义军首领李顺在汉州称王建制,自称蜀王,改元建兴,置百官,分封将帅功臣。
称王之后的第一件事,便是再兴兵马,大攻成都。与此同时,李顺又分兵四方,向外扩散,掠粮掠丁,没办法,成都平原也养不活那么多军队了。
但是,派往周边攻略的“蜀军”,这一回遭到沉重打击,各州各县,官兵乡勇,都是竭力剿贼。显然,人心已经在悄然之间发生了变化。
尤其是北上的七万“蜀军”,被曹光实、康继英二将几乎打光,半数以上都做了俘虏,攻取剑阁,将朝廷大军阻隔于北川的意图也落空了。
李顺称王的举动,也像一场沐猴而冠的滑稽戏,不只彻底彻底激怒汉廷,也丧尽了最后一点民意支持,除了那些渴望着“封侯拜将”的泥腿子之外,没有人真心认同。
随着平叛大军陆续入蜀,休整武备,也开启了其败亡的倒计时。甚至于,混乱无比的成都城,也被激起了一派“同仇敌忾”之心。
当然根本原因是朝廷援军快到了,以及起义军在成都平原上那份自毁根基的做法,遭到了成都上下的唾弃,谁也不敢保证,城破之后,那些饿红了眼的叛贼会做出什么事来。
因此,李顺称王刺激下的起义军进攻更加疯狂,但成都守军的抵御额更加坚决,更加强力,时不时地还能派遣精锐出城袭击,给起义军造成巨大损失,严重阻滞其进攻。
事到紧急,成都的城防大权实则已经被布政使向德明给接过来了,上官正等一干道司将领则逐渐沦为执行者,同时一点怨言也不敢发。
向德明甚至给守军划下了一道红线,失防者斩,怯战者斩,抗命者斩,但同时也表示,粮食管够,兵丁管够,武器管够。
这样的攻防之下,围绕着成都城垣展开的厮杀搏命有多残酷可想而知。死人,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了,然而从蜀乱爆发以来,哪天不在死人?
事实上,乱局发展到这等地步,不只朝堂之上在反思,损失惨重的蜀中权贵、地主豪强们也在反思,而用无数流血与死亡换来统治阶级反思的贫苦百姓们,也不禁反思:
过去即便被盘剥,被压榨,哪怕卖身为奴,哪怕像狗一样,总是有机会活下去了。就是落草为寇,也不至于死这么多人,流这么多血,狂热之下的暴戾手段,只会把仅有的安定与残存的希望尽数毁灭,最终将所有人埋葬,这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。
到蜀乱后期,那些还跟着李顺进攻成都的,只是一群麻木的仅剩生存本能的野兽,传说中的锦官城,那铜墙铁壁之后,似乎就是希望所在,跨进成都城,就仿佛走进光明的未来。
只不过,这最后的妄想,也随着朝廷平叛大军的南下、西进彻底破灭,当起义军彻底陷入崩溃,连“蜀王”李顺也殁于阵中时,成都这座地处大西南的统治阶级最顽固的堡垒,依旧屹立耸峙,坚定如山。
只不过,刺破乌云的阳光照耀下,无数血肉浇筑过的城池,“艳丽”几可夺目,温暖的色调背后,是刺骨的寒冷
起义军的覆亡,可以说是一场自我的毁灭,就像是一道烟火,尽情释放之后,化为尘埃。
杨延昭大军南下,只经过大小四、五战,几十万叛军就崩溃了,当然,说是几十万难民,或许也没错。
相比之下,如何收拾那仿似被万千蝗虫祸害过的天府之国,如何安顿那些如蛊虫一般活下来的百姓抑或乱民,才是更为迫切,更为紧要,也更具挑战的事情
李顺之后,虽有余乱,但再难成气候,蜀中元气大伤,蜀民也再顾不得愤怒了,吃饭,活下去,还是第一要务。或许之后,再考虑重建家园?
雍熙二年夏四月初十,垂拱殿内,大汉皇帝刘旸依旧脊背挺拔地坐在御案后,聚精会神地翻看着奏章。继位不足两年的时间,面容间的皱纹是愈显深了,身上的帝王气却也越发深重。
殿下,徐士廉、王旦、赵德芳三名内阁学士,都埋头伏案,仔细而认真地整理奏章,书写公文,场面严肃极了。
伴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,内侍郑元走了进来,久待皇帝身边的人,从这些内侍脚步的频率都能判断出一些东西,虽然保持着手中的动作,但在场几臣或刻意或无意识地将余光瞥向郑元。
唯一不动如山的,还得是皇帝刘旸,眼皮子都没抬一下。平复了下呼吸,郑元躬身长拜:“启禀官家,曹枢相殿外求见!”
刘旸终于抬起了头,目光凝视殿外方向,出声道:“宣!”
很快,曹彬那清癯的面容出现在众人视野,殿中包括皇帝刘旸在内都放下了手中活计,看着曹彬。
曹彬见礼,似乎能感受到那股期待意,双手捧呈一道军报,肃声道:“禀陛下,蜀乱已平!”
此言落,徐士廉几臣都不由面露喜色,若不是礼节所限,怕是都要雀跃鼓舞了。
刘旸很是内敛,类似的奏报,去岁冬时上官正上表过,结果等待大汉的是“李顺之乱”。招了招手,郑元立刻趋步,将曹彬手中军报呈到刘旸手中。
每一封奏报都仿佛附存有上奏着的一点灵光,每一封气质各有不同,而招讨使杨延昭的这封军报,内容并不详实,遣词更显质朴,但是给刘旸的却是一份强烈的肯定。
过了好一会儿,刘旸方抬起头,脑袋偏向西南方,迷离的眼神中露出极其复杂的情绪,嘴里喃喃道:“怨气,也散得差不多了吧.”
言罢,刘旸起身,快步走下殿阶,径往外而去。皇帝的表现让人讶异,但一干人几乎本能地跟上。
君臣一行,脚步急促,行色匆匆,却是皇帝亲自领头,一路走在宫道,穿过重重宫禁楼宇,直至乾元殿前。
紫微城很大,但这或许是所有人走得最累的一次,刘旸只抬头望了眼,气息急促了几分,然后也不休息,钻入殿后,寻到楼梯,开始爬楼。
就是放到后世,乾元殿也是二十多层的高楼,楼顶有座观景阁,世祖皇帝壮年时期经常登楼望远,刘旸也陪同过,此次却是他第一次以皇帝的身份登楼。
排开臣侍,冯风孑立,直望西南,良久,在内侍郑元等得内心焦灼不已时,刘旸方才回身。
“陛下!”
“陛下!”
“官家!”
跟上楼的几名臣子望着皇帝,都关切地唤道,刘旸扫视一圈,手一摆:“下楼!”
不知是情绪宣泄足了,还是单纯高处不胜寒的缘故,刘旸鼻子是通红的
“去政事堂,请众相公来此议事!”回到垂拱殿,再度落座,刘旸冲赵德芳吩咐道,语气严肃而郑重地说道:“该善后了!”
蜀乱平定的消息,在朝廷推动下,飞速传遍天下,告之全国各道府州县官民。平乱的详细情况,也从多人、多衙属陆续上呈洛阳,让朝廷有取得更全面的认识。
而经过几轮细致的讨论,关于援蜀的各种安排,在朝廷的统筹把控下有序展开,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,便是保证各种救济物资的供应,尤其是粮食与药材,这是蜀中最稀缺的。
为此,朝廷决定以财政使张雍权西南转运使,亲自出马,保证援蜀物资的调度安排,这样的安排,似乎也预示着什么。毕竟正常情况下,即便要财政司出人,派个副使也足当其任了。
于是乎,横跨雍熙二年的春夏秋三季,在通往川蜀的水陆交通线上,都是朝廷从各地筹措输送入蜀的援应物资。
说来也有几分讽刺,整个川蜀,尤其是剑南,对外输出了三十多年的钱粮物资,这还是第一次得到汇报,只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,多少有些残酷。爱哭的孩子有奶吃,流血的孩子才有肉吃
在朝廷开启蜀乱善后事宜的同时,一支身负皇帝密令的队伍也从洛阳出发了。内阁学士徐士廉,将前往成都府接替王审锐担任成都知府。
与其同行的,还有武德使林特以及新履任的刑部侍郎向敏中,他们去成都,就一件事:抓人。
不管是潘佑之死,还是蜀中之乱,虽然被搞得污浊漫天,个中许多细节都毁于战火,但仍旧让朝廷抓住了不少把柄。且不提蜀中有志之士因天府之土被摧残,痛心之下的各种举报,仅仅武德司这边,在平乱的过程中,就收集了大量罪证。
成都之围时,涌入城中避难的那些人,有一个算一个,严格意义上来讲,都是有罪的。当然了,小鱼小虾是不值得朝廷如此郑重其事,大动干戈的。
首先被拿下的,正是前成都知府王审锐!而紧随其后,川蜀勋贵、官僚以及一部分罪行深重的豪强地主,三百余人,陆续被拿下,各个都是有名有姓、有头有脸的人物。
其中震动川蜀的便是,连“二王”家族的当家人王申均、王昭雍,也被拘拿。罪名众多,但核心只有两条:欺君乱法,蜀乱祸首!
这些人,在此前基本上可以说掌握着蜀中六成以上的话语权,若是那是朝廷如此株连拘捕,那么一场变乱或许产生在须臾之间I,然而大乱已矣,强兵在蜀,当朝廷大令一至,抓人也好,杀人也罢,易如反掌的事情。
雍熙二年秋九月,经过近半年的抓捕、讯问、定罪,以王申均、王审锐兄弟为首,317名蜀乱罪臣(民),被押往洛阳南市,执行死刑。洛阳士民,观者如堵,反响热烈,毕竟,有好些年没有集体处刑这种热闹看了
当然,这显然不只是一道诏令,行刑处斩那么简单的。为了达成这项决议,几个月的时间里,朝廷发生了无数次角力,有支持处重刑的,也有建议从轻发落的,总得来讲,后者居多。
物伤其类,兔死狐悲,从勋贵到官僚,大部分人都不愿意看到如此大规模处刑自己阶级同道的情景。
何况,这种先例,那是世祖皇帝才有的权威,也是世祖皇帝诸多为士大夫们所诟病的暴行,今上可是个仁厚之主,怎么能和先帝学呢?
因此,在皇帝刘旸朱批定论以前,那是声声劝谏,重重阻力,一齐向他施加。然而,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,虽然任其喧闹,但勾批死刑之时,仁厚的皇帝没有丝毫的犹豫
随着刀光闪烁,三百多颗人头落地,雍熙二年又被涂抹了一层艳丽的血色。只不过,比起蜀乱之中几十万人的死伤,这三百多颗人头却更让天下勋贵官僚、地主富户警醒。
原来,仁厚如今上杀起人来,也是这般狠辣的.尤其,涉及到高级权贵。
王全斌拼死拼活,千辛万苦通过灭大理挣来的公爵,至此而终,莫说世代传承了,家产悉数籍没,直系亲属全部流放海外,在大汉的上层圈子彻底除名!
至此,雍熙皇帝的权威,才真正树立起来。刻骨铭心,烙入灵魂,如无雷霆手段,仅靠温良恭俭让,显然是做不到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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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,天府糜烂,成都被围的消息,也足以让皇帝寝食不安。不过,到了这等地步,刘旸反倒稳住了,朝堂之上,臣僚之前,谈及蜀乱,甚至能开开玩笑,一副轻松的样子,从从容容地统御内外,筹措平叛事宜。
即便皇帝心中实则是焦急如焚,面上始终克制着,给杨延昭军去的诏书中,更是明确地指示,不要急躁,不要轻进,让诸将听令而行,朝廷会保证军需之供应,等等。
刘旸是竭力给杨延昭缓解压力,他毕竟也是上过战场的,对于兵家一些门道也了解,心知急躁不得,战略上是不肯再犯任何错误了。这样的举措,当然是有用的,一定程度上,被委以重任的杨延昭,背负的压力比皇帝还大。
就是刘旸考虑那般周到,倾尽信任相托,杨延昭依旧想着尽快解决蜀乱
起义军的决策,不管是东击川东也好,还是反攻成都也罢,其内在原因,说穿了也就是一种求生的欲望,一种野兽般的本能。
由于连续的灾害,川蜀的粮荒也不是一年两年了,潘佑在任时,还能竭力协调赈济,平抑粮价,安抚人心。然而元年的大旱,进一步加剧了粮食危机。
当起义爆发,战乱频仍,起义向剥削阶级宣泄来自农奴贱民复仇怒火的同时,也将原有的社会治安与生产经营秩序冲击了个支离破碎,土地荒芜,粮食短缺,饥饿危机,也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,这也是蜀乱此起彼伏、愈演愈烈的直接原因。
然则,剑南真的缺粮吗?不尽然,缺也不至于缺到这种程度。只不过,就和土地与盐、茶、丝三宝一般,粮食这种基础而救命的物资,同样集中在权贵、地主、豪商们手里。
让他们把宝贵的粮食拿出来救济穷人,少量地邀买名声可以,大规模救济那是官府的事,谁家也不是开善堂的。派粮也可以,拿钱、拿地、拿人来换
统治阶级压迫日甚,不给活命,劳苦大众自然得造反,而如果造反这样激烈的抗争运动也仅仅基于活命,那也注定走不远。
当扛起“均贫富”的旗帜后,固然是万民影从,光环加身,但同时,作为领袖的李顺还得喂食聚拢在四州嗷嗷待哺的嘴。乱事越搞越大,人也就越聚越多,到几十万张嘴时,生存依旧是起义军第一考虑的问题。
打下川东,而后东出湖广就食,打破川蜀牢笼的同时,还能把义军的光辉播撒到大汉更多的地方。这一构想,随着泸州之战的失利,被彻底打破。
于是,回攻成都,继续从成都平原这片哺育了千千万万的蜀中儿女的土地上觅食,这也是无奈的选择,没有生产能力,也没有时间从事粮食创造的起义军,只能去抢夺既有的生存资源。
即便这种选择无异于自陷囚笼,随着时间的推移,朝廷的平乱大军正各方朝蜀中赶来。
如果说王、李起义在举事前期还有“反苛政,均贫富”的正义性的话,那么随着李顺大军北上,兵困成都,随着生存压力的一步步走高,在饥饿与死亡面前,那丝正义性也迅速被泯灭掉了。
历朝历代农民起义的失败,除了反动势力的顽固与强大之外,起义者自身的局限性则是根本而重要的原因,王、李二人,也未能打破这个规律。
在北上初期,还是有很大一批人欢欣鼓舞,喜迎义军,但情况慢慢地就发生变化了。起义军要活命,成都周边的士民百姓同样要活命,大伙可以为了这一相同目标汇流,生存的压力之下,也有可能导致彼此仇视互戕害。
随着几次进攻成都不果之后,起义军在一种微妙之中渐渐变质了。那些既没能逃进成都,又没有流离他方逃难,而是选择留下,支持李顺大军的人发现了。
义军的到来,非但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,让他们获取应有的“公平”,反而加剧了混乱,连起码的安宁也丧失了。去年大旱,农事耽误了,今岁旱情缓解,因为战乱又耽误了。
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,起义军也开始四处搜掠了,为了满足进攻成都需要,李顺的部下们四面出击,几乎要把附近州县的地皮都刮干净,如蝗虫一般吞噬着所有看得到的东西
而到这一步,就彻底有违起义初衷了。早在王小波起义之初,在解放旁户小民的过程中,义军一直保持着相对良好的作风与军纪,不说秋毫无犯,但绝无凌虐之举,就是被抄掠的那些地主富户,也会给他们留下基本的口粮。
这个作风,在李顺军转战初期,也一直保持着。然而,这种“仁义”对于一群由旁户、下民组成的起义军来说,实在太难得,也难以长久。
狭隘的见识度与低效的组织力,让他们在面临问题时,只能采取一些简单而粗暴的办法,激情过后,乃是更加的疯狂。生存问题面前,什么强权公理都不可怕,什么礼义廉耻都抛诸一边。
对于义军的变化,李顺也很苦恼,然而他也没有太好的办法,他虽是起义军的领袖,但对于部下的约束力,实在不算强。同时,他也需要各种资源,尤其是粮食,以维持对成都的进攻。
成都拿下来,未必就能解决问题,但不拿下来,就只有死路一条。何况,义军能打胜仗,一靠胸中那口怒气,二靠人多,三靠不怕死,说到底,还是靠人命去填。
义军将士牺牲付出了那么多,蜀中父老兄弟姐妹也该贡献一份力量。另一方面,大家都活不下去起来造反,你还能活下去,这如何能同舟共济,并立偕行?只有大家都成为一类人,才能打破蜀中那灰沉已久的天,为千万蜀民争取到一丝新希望
当然,李顺也不是什么都没做,毕竟他们还是拯救贫民的义军,又都是蜀中父老,不能把事情做得太绝。
察觉到对部下掌控力的不足,李顺自度,认为是自己威权不固的原因。蜀中的起义军,虽以李顺军为核心,但实质上还是各种势力、各股来源涓流汇聚,李顺固然是领袖,部下响应其领导号召,但并不受他绝对约束,起义军上下甚至没有一个清晰的组织架构
于是,为了树立权威,起到约束义军的效果,李顺想出了一个法子:称王。
雍熙二年2月15日,起义军首领李顺在汉州称王建制,自称蜀王,改元建兴,置百官,分封将帅功臣。
称王之后的第一件事,便是再兴兵马,大攻成都。与此同时,李顺又分兵四方,向外扩散,掠粮掠丁,没办法,成都平原也养不活那么多军队了。
但是,派往周边攻略的“蜀军”,这一回遭到沉重打击,各州各县,官兵乡勇,都是竭力剿贼。显然,人心已经在悄然之间发生了变化。
尤其是北上的七万“蜀军”,被曹光实、康继英二将几乎打光,半数以上都做了俘虏,攻取剑阁,将朝廷大军阻隔于北川的意图也落空了。
李顺称王的举动,也像一场沐猴而冠的滑稽戏,不只彻底彻底激怒汉廷,也丧尽了最后一点民意支持,除了那些渴望着“封侯拜将”的泥腿子之外,没有人真心认同。
随着平叛大军陆续入蜀,休整武备,也开启了其败亡的倒计时。甚至于,混乱无比的成都城,也被激起了一派“同仇敌忾”之心。
当然根本原因是朝廷援军快到了,以及起义军在成都平原上那份自毁根基的做法,遭到了成都上下的唾弃,谁也不敢保证,城破之后,那些饿红了眼的叛贼会做出什么事来。
因此,李顺称王刺激下的起义军进攻更加疯狂,但成都守军的抵御额更加坚决,更加强力,时不时地还能派遣精锐出城袭击,给起义军造成巨大损失,严重阻滞其进攻。
事到紧急,成都的城防大权实则已经被布政使向德明给接过来了,上官正等一干道司将领则逐渐沦为执行者,同时一点怨言也不敢发。
向德明甚至给守军划下了一道红线,失防者斩,怯战者斩,抗命者斩,但同时也表示,粮食管够,兵丁管够,武器管够。
这样的攻防之下,围绕着成都城垣展开的厮杀搏命有多残酷可想而知。死人,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了,然而从蜀乱爆发以来,哪天不在死人?
事实上,乱局发展到这等地步,不只朝堂之上在反思,损失惨重的蜀中权贵、地主豪强们也在反思,而用无数流血与死亡换来统治阶级反思的贫苦百姓们,也不禁反思:
过去即便被盘剥,被压榨,哪怕卖身为奴,哪怕像狗一样,总是有机会活下去了。就是落草为寇,也不至于死这么多人,流这么多血,狂热之下的暴戾手段,只会把仅有的安定与残存的希望尽数毁灭,最终将所有人埋葬,这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。
到蜀乱后期,那些还跟着李顺进攻成都的,只是一群麻木的仅剩生存本能的野兽,传说中的锦官城,那铜墙铁壁之后,似乎就是希望所在,跨进成都城,就仿佛走进光明的未来。
只不过,这最后的妄想,也随着朝廷平叛大军的南下、西进彻底破灭,当起义军彻底陷入崩溃,连“蜀王”李顺也殁于阵中时,成都这座地处大西南的统治阶级最顽固的堡垒,依旧屹立耸峙,坚定如山。
只不过,刺破乌云的阳光照耀下,无数血肉浇筑过的城池,“艳丽”几可夺目,温暖的色调背后,是刺骨的寒冷
起义军的覆亡,可以说是一场自我的毁灭,就像是一道烟火,尽情释放之后,化为尘埃。
杨延昭大军南下,只经过大小四、五战,几十万叛军就崩溃了,当然,说是几十万难民,或许也没错。
相比之下,如何收拾那仿似被万千蝗虫祸害过的天府之国,如何安顿那些如蛊虫一般活下来的百姓抑或乱民,才是更为迫切,更为紧要,也更具挑战的事情
李顺之后,虽有余乱,但再难成气候,蜀中元气大伤,蜀民也再顾不得愤怒了,吃饭,活下去,还是第一要务。或许之后,再考虑重建家园?
雍熙二年夏四月初十,垂拱殿内,大汉皇帝刘旸依旧脊背挺拔地坐在御案后,聚精会神地翻看着奏章。继位不足两年的时间,面容间的皱纹是愈显深了,身上的帝王气却也越发深重。
殿下,徐士廉、王旦、赵德芳三名内阁学士,都埋头伏案,仔细而认真地整理奏章,书写公文,场面严肃极了。
伴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,内侍郑元走了进来,久待皇帝身边的人,从这些内侍脚步的频率都能判断出一些东西,虽然保持着手中的动作,但在场几臣或刻意或无意识地将余光瞥向郑元。
唯一不动如山的,还得是皇帝刘旸,眼皮子都没抬一下。平复了下呼吸,郑元躬身长拜:“启禀官家,曹枢相殿外求见!”
刘旸终于抬起了头,目光凝视殿外方向,出声道:“宣!”
很快,曹彬那清癯的面容出现在众人视野,殿中包括皇帝刘旸在内都放下了手中活计,看着曹彬。
曹彬见礼,似乎能感受到那股期待意,双手捧呈一道军报,肃声道:“禀陛下,蜀乱已平!”
此言落,徐士廉几臣都不由面露喜色,若不是礼节所限,怕是都要雀跃鼓舞了。
刘旸很是内敛,类似的奏报,去岁冬时上官正上表过,结果等待大汉的是“李顺之乱”。招了招手,郑元立刻趋步,将曹彬手中军报呈到刘旸手中。
每一封奏报都仿佛附存有上奏着的一点灵光,每一封气质各有不同,而招讨使杨延昭的这封军报,内容并不详实,遣词更显质朴,但是给刘旸的却是一份强烈的肯定。
过了好一会儿,刘旸方抬起头,脑袋偏向西南方,迷离的眼神中露出极其复杂的情绪,嘴里喃喃道:“怨气,也散得差不多了吧.”
言罢,刘旸起身,快步走下殿阶,径往外而去。皇帝的表现让人讶异,但一干人几乎本能地跟上。
君臣一行,脚步急促,行色匆匆,却是皇帝亲自领头,一路走在宫道,穿过重重宫禁楼宇,直至乾元殿前。
紫微城很大,但这或许是所有人走得最累的一次,刘旸只抬头望了眼,气息急促了几分,然后也不休息,钻入殿后,寻到楼梯,开始爬楼。
就是放到后世,乾元殿也是二十多层的高楼,楼顶有座观景阁,世祖皇帝壮年时期经常登楼望远,刘旸也陪同过,此次却是他第一次以皇帝的身份登楼。
排开臣侍,冯风孑立,直望西南,良久,在内侍郑元等得内心焦灼不已时,刘旸方才回身。
“陛下!”
“陛下!”
“官家!”
跟上楼的几名臣子望着皇帝,都关切地唤道,刘旸扫视一圈,手一摆:“下楼!”
不知是情绪宣泄足了,还是单纯高处不胜寒的缘故,刘旸鼻子是通红的
“去政事堂,请众相公来此议事!”回到垂拱殿,再度落座,刘旸冲赵德芳吩咐道,语气严肃而郑重地说道:“该善后了!”
蜀乱平定的消息,在朝廷推动下,飞速传遍天下,告之全国各道府州县官民。平乱的详细情况,也从多人、多衙属陆续上呈洛阳,让朝廷有取得更全面的认识。
而经过几轮细致的讨论,关于援蜀的各种安排,在朝廷的统筹把控下有序展开,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,便是保证各种救济物资的供应,尤其是粮食与药材,这是蜀中最稀缺的。
为此,朝廷决定以财政使张雍权西南转运使,亲自出马,保证援蜀物资的调度安排,这样的安排,似乎也预示着什么。毕竟正常情况下,即便要财政司出人,派个副使也足当其任了。
于是乎,横跨雍熙二年的春夏秋三季,在通往川蜀的水陆交通线上,都是朝廷从各地筹措输送入蜀的援应物资。
说来也有几分讽刺,整个川蜀,尤其是剑南,对外输出了三十多年的钱粮物资,这还是第一次得到汇报,只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,多少有些残酷。爱哭的孩子有奶吃,流血的孩子才有肉吃
在朝廷开启蜀乱善后事宜的同时,一支身负皇帝密令的队伍也从洛阳出发了。内阁学士徐士廉,将前往成都府接替王审锐担任成都知府。
与其同行的,还有武德使林特以及新履任的刑部侍郎向敏中,他们去成都,就一件事:抓人。
不管是潘佑之死,还是蜀中之乱,虽然被搞得污浊漫天,个中许多细节都毁于战火,但仍旧让朝廷抓住了不少把柄。且不提蜀中有志之士因天府之土被摧残,痛心之下的各种举报,仅仅武德司这边,在平乱的过程中,就收集了大量罪证。
成都之围时,涌入城中避难的那些人,有一个算一个,严格意义上来讲,都是有罪的。当然了,小鱼小虾是不值得朝廷如此郑重其事,大动干戈的。
首先被拿下的,正是前成都知府王审锐!而紧随其后,川蜀勋贵、官僚以及一部分罪行深重的豪强地主,三百余人,陆续被拿下,各个都是有名有姓、有头有脸的人物。
其中震动川蜀的便是,连“二王”家族的当家人王申均、王昭雍,也被拘拿。罪名众多,但核心只有两条:欺君乱法,蜀乱祸首!
这些人,在此前基本上可以说掌握着蜀中六成以上的话语权,若是那是朝廷如此株连拘捕,那么一场变乱或许产生在须臾之间I,然而大乱已矣,强兵在蜀,当朝廷大令一至,抓人也好,杀人也罢,易如反掌的事情。
雍熙二年秋九月,经过近半年的抓捕、讯问、定罪,以王申均、王审锐兄弟为首,317名蜀乱罪臣(民),被押往洛阳南市,执行死刑。洛阳士民,观者如堵,反响热烈,毕竟,有好些年没有集体处刑这种热闹看了
当然,这显然不只是一道诏令,行刑处斩那么简单的。为了达成这项决议,几个月的时间里,朝廷发生了无数次角力,有支持处重刑的,也有建议从轻发落的,总得来讲,后者居多。
物伤其类,兔死狐悲,从勋贵到官僚,大部分人都不愿意看到如此大规模处刑自己阶级同道的情景。
何况,这种先例,那是世祖皇帝才有的权威,也是世祖皇帝诸多为士大夫们所诟病的暴行,今上可是个仁厚之主,怎么能和先帝学呢?
因此,在皇帝刘旸朱批定论以前,那是声声劝谏,重重阻力,一齐向他施加。然而,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,虽然任其喧闹,但勾批死刑之时,仁厚的皇帝没有丝毫的犹豫
随着刀光闪烁,三百多颗人头落地,雍熙二年又被涂抹了一层艳丽的血色。只不过,比起蜀乱之中几十万人的死伤,这三百多颗人头却更让天下勋贵官僚、地主富户警醒。
原来,仁厚如今上杀起人来,也是这般狠辣的.尤其,涉及到高级权贵。
王全斌拼死拼活,千辛万苦通过灭大理挣来的公爵,至此而终,莫说世代传承了,家产悉数籍没,直系亲属全部流放海外,在大汉的上层圈子彻底除名!
至此,雍熙皇帝的权威,才真正树立起来。刻骨铭心,烙入灵魂,如无雷霆手段,仅靠温良恭俭让,显然是做不到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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