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节 《韩非子》深深震撼了年青的秦王
韩非之出新,在于将术治、势治纳入了法家治道而重新锻铸,使法治之学扩大为前所未有的“三治法家”,事实上成为战国新法家大师。法、术、势三说,此前皆有渊源:法治说以李悝商鞅为最显,术治说以申不害为最显,势治说以慎到为最显。在战国诸子百家的眼中,法、术、势三治说虽有不同,但其根本点是相同的,这便是以承认法治为根基。唯其如此,战国之世将法术势三说视为互联互生的一体,统呼之为法家。然则,这种笼统定名,却不能使法家群体认同。在法家之中,三说之区隔是很清楚的,谁也不会将法、术、势混为一谈。可以说,法家事实上有三个派别,而且是很难相互融合的三个派别。
唯其如此,韩非融三派为一家,使通晓法家的年青秦王惊叹不已!
《韩非子》搭建的新法家框架是:势治为根,法治为轴,术治为察。
先说势治。势者,人在权力框架中的居位也。位高则重,位卑则轻,是谓势也。自古治道经典,无不将“势”明确看作权位。《尚书·君陈》云:“无依势作威。”这个势,便是权位。法家言势,则明确指向国君的权位,也就是国家最高权力。慎到之所以将势治作为法治精要,其基本理念推演是:最高权力是一切治权的出发点,没有权力运行,则不能治理国家;权力又是律法政令的源头,更是行法的依据力量;没有最高权力,任何治道的实施都无从谈起,是谓无势不成治。所以,运用最高权力行使法治,被势治派看作最根本的治道。
《慎子》云:“尧为匹夫,不能治三人。桀为天子,能乱天下。以此知势位之足恃,而贤者不足慕也……尧为隶属(治陶工匠)而施教,民不听,至于南面而王天下,令则行,禁则止。由是观之,贤智未足以服众,而势位足以屈贤者也。”慎到之势说不可谓不透彻,但因不能透彻论证权力与法治的关系而大显漏洞。一个最大的尴尬便是,诸多堪称贤明勤政的国君权力在手,却依旧不能治理好国家。正是为此,李悝、商鞅等重法之士应时而生,将国家治道之根本定位为法治,认为法律一旦确立,便具有最高权力不能撼动的地位,所谓举国一法、唯法是从,皆此意也。韩非之新,在于承认“势”是法治之源头条件,却又清醒地认为,仅仅依靠“势位”不足以明法治国,必须将势与法结合起来,才能使国家大治。
《韩非子·难势》云:“夫势者,非能必使贤者用之而不肖者不用。贤者拥势,则天下治。不肖者拥势,则天下乱……以势乱天下者多矣,以势治天下者寡矣!势之于治乱,本末有位也,专言势之足以治天下者,其智浅矣!”
嬴政很为韩非的评判所折服。
但是,嬴政最为激赏的,还是《韩非子》诘难势说的矛盾故事。
韩非说,专言势治者云:尧舜得势而治,桀纣得势而乱,故势治为本也。果然如此,其论则必成两端:尧舜拥势,虽十桀十纣不能乱;桀纣拥势,虽十尧十舜不能治。如此,究竟是凭人得治,还是凭势得治?凭势得治么,暴君拥势则圣贤不能治。凭人而治么,圣贤无势而天下照乱。诘难之后,《韩非子》说了一个故事:人有卖矛卖盾者,鼓吹其盾之坚“物莫能陷也”,俄而又鼓吹其矛之利“物无不陷也”;有市人过来说:“以子之矛,陷子之盾,何如?”卖者遂尴尬不能应也。《韩非子》结论云:“贤、势之不相容明矣,此矛盾之说也!”
“睿智犀利而谐趣横生,其才罕见矣!”嬴政拍案大笑。
“所言至当!势治过甚,与人治无异也!”嬴政批下了自己的评判。
再说术治。术者,寻常泛说之为技巧也方法也。然则,法家所言之术,却是治吏之道,是谓术治。战国之世,术治说由申不害执牛耳,被天下看作与商鞅法治说并立的法家派别。申不害术治说的理念根基在于:无论是势还是法,都得由人群来制定推行;这个人群,便是君王所统领的臣下;若君王驾驭群臣得法,律法政令便能顺利推行,否则天下无治;所以,治道之本在统领臣下之术治。显然,申不害术治说也是偏颇的,漏洞也很明显。一个最大的尴尬是:国家若不变更旧法(根基是不废除实封制),而唯重吏治整肃,便不能根除奸宄丛生腐败迭起的痼疾,国家始终不能真正强盛。齐国如此,韩国更如此。
《韩非子》严词诘难申不害的术治说及其在韩国的实践。
“韩国法令庞杂,故晋国之旧法与新法并行。申不害不擅其法,不一其宪令,故奸邪必多。贵胄之利在旧法,则以旧法行事;官吏之利在新法,则以新法行事;其利若在旧法新法之相悖(冲突),则巧言诡辩以钻法令之空隙。如此,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,而奸佞丛生也!故托万乘之劲韩,七十年而不至于霸王者,用术于上、法不勤修之患也!”
基于申不害给韩国留下的术治传统危害极大,也基于韩非自己对术治的冷静评判,韩非对“术”作了严格定义:“术者,因权而授官、循名而责实、操生杀之柄、课群臣之能者也。”用今人话语说,术治便是用人制度与问责制度的运用法则。所以,韩非倡导的术治绝不是简单的权谋之术,尽管它也包括了权谋之术。
嬴政最为赞叹的是,韩非没有因纳术入法而轻法,而是将术与法看作缺一不可的治国大道。有人问,法治术治何者更重?韩非答曰:“此犹衣食之孰重孰轻,不可无一也,皆养生之具也。人不食,十日则死。大寒之隆,不衣亦死……君无术则弊于上,臣无法则乱于下。此不可一无,皆帝王之具也!”
从九岁起,嬴政便是秦国太子。从十三岁起,嬴政便是秦国之王。从二十二岁起,嬴政便成了天下第一强国的亲政君王。期间风雨险恶不可胜数,对君王不可或缺的正当权谋体味尤深,可谓烙印在心刻刻不忘。为此,嬴政对《韩非子》所阐释的术治新说深有同感。读《定法》之时,嬴政连饮三大爵凛冽老酒,慨然拍案道:“如此术治,宁非与法治共生也!韩子大哉!”
最令嬴政感奋不能自已者,还是韩非的《孤愤》篇。
韩非之《孤愤》,不是诉说自己的孤独,不是宣泄一己的愤懑,而是为天下变法之士的命运愤然呼号。嬴政记得,初读《孤愤》时一身冷汗,眼前梦魇般浮现出翻翻滚滚的惨烈场景,车裂商君的刑场尸骨横飞鲜血遍地,浑身插满暗箭的吴起倒在血泊灵堂,浴血城头将长剑插进自己腹中的申不害,刺客刀尖闪亮苏秦颓然倒地,形容枯槁的赵武灵王正疯子一般地撕裂吞咽着掏来的幼鸟,嘴角还淌着一缕鲜红的血……
“昭昭《孤愤》,志士请命书也!”更深人静,嬴政慨然拍案。
《孤愤》没有罗列一个血案,但却令人惊悚,令人惕然。根本处,在于《孤愤》以无与伦比的洞察力烛照了变法志士无法避免的悲剧命运,将血腥的未来赤裸裸铺陈开来给芸芸众生浏览,冷森森地宣示了变法家的血泊之路。行法牺牲者的命运,韩非是一层层揭开的:
首先,变法之士的秉性与使命,决定了必然与当道贵胄势成不共戴天。“智术之士,必远见而明察,不明察,不能烛私。能法之士,必强毅而劲直,不劲直,不能矫奸。智术之士明察,听用(一旦任职),则烛重人(当道权臣)之阴情。能法之士劲直,听用,则矫重人之奸行。故智术能法之士用,则贵重之臣必在绳(朝纲)之外矣!如是,智法之士与当道之人,不可两存之仇也!”
其次,当道旧势力拥有既成的种种优势,变法之士则是先天劣势。《孤愤》一一列出了当道者的基本优势,谓之四助五胜。四助是:诸侯之助,群臣之助,君王近臣之助,门客学士之助。之所以有此四助,根由是:“当道者擅枢要,则内外为之用。”有权力结交诸侯,有权力决定群臣利益分配,与君王之近臣内侍利害相关,有权力财力给士人门客以养禄,故有这四种助力。五胜是:一为官爵贵重,二为朋党众多,三为得朝臣多数,四为国人多趋于传统而一国为之讼(辩护);五为得君王爱信。与当道者相比,变法之士却是五不胜:一官爵低(处势卑贱),二无党附(无党孤特),三朝野居少数(反主意与同好争,一口与一国争),四缺乏故交根基(新旅与习故争),五与君王及其亲信疏远(疏远与近爱信争)。
其三,如此态势之下,变法之士的命运结局必然是走上祭坛做牺牲。“资(根基)必不胜,而势不两存,法术之士焉得不危?其可以罪过诬陷者,以公法诛之!其不可以被以罪过者,以私剑(刺客)穷之!是故,明法而逆主上者,不戮于吏诛,必死于私剑矣!”这是韩非最为冷酷的预言。变法志士只要违背传统势力之利益(逆主上),只有两种结局——不死于公法(世族贵胄以祖制问罪),必死于私剑(刺客)。
其四,变法之士必为牺牲,然变法之士死不旋踵代有人出。韩非清醒地看到了变法之壮烈,揭示了这种壮烈的根本缘由。变法之士者,生命之大勇大智者也,宁变法而死,也不愿为腐朽将亡之邦殉葬。“与死人同病者,不可生也!与亡国同事者,不可存也!沿袭旧途而存国,不可得也!”
最后,《孤愤》对君王提出了冷峻的警告。变法之难,要在君主,君主不明,国之不亡者鲜矣!变法之士,孤存孤战。基于此,韩非告诫欲图变法之君王,该当如何认识并保护变法之士。其最要紧的有两条:一则,不与左右亲信议论变法之士,更不能凭亲信议论评判变法之士。“修士(人品高尚之士)不以货赂事人,恃其精洁,更不以枉法为治……人主左右求索不得,货赂不至,则毁诬之言起矣!治乱之功制于近习,精洁之行决于毁誉,则修士之吏废。听左右近习之言,则无能之士在廷,而愚污之吏处官矣!”二则,君主与权臣的利害不同,君主一定要明察权臣朋党用私、杜绝贤路、惑主败法之罪行,否则无以变法。“主有大失于上,臣有大罪于下,索国之不亡者,不可得也!”
昭昭《孤愤》,变法家牺牲之祭文也!
烈烈《孤愤》,变法家命运预言书也!
这便是韩非,在那剧烈动荡的大争时世,自囚深居而思通万里烛照天下,将鲜为世人所知的种种权力奥秘与政治黑幕化为煌煌阳谋,陈列于光天化日之下,成为权力场运行的永恒铁则。一部《韩非子》,使古往今来之一切权力学说与政治学说相形见绌,直是人类文明之绝无仅有也!即或后世西方极为推崇的马基雅弗利之《君王论》,也远远不可与其比肩而立。其深刻明彻,其冷峻峭拔,其雄奇森严,其激越犀利,其狰狞诡谲,其神秘灵异,其华彩雄辩,其生动谐趣,无不成为那座文明高峰的天才丰碑,无不成为那个时代的学养旗帜。《韩非子》之命运,如同其《孤愤》所揭示的变法家的命运一样:在一个变法为主流的时代,他是焚毁黑暗的熊熊火把;在迂阔守成的时代,他却被传统学派一代又一代地诅咒着谩骂着,不能以公法灭其学,则必以口诛笔伐追诬其人,追诛其心。然则,不管如何咒骂,《韩非子》都始终是权力场中无以替代的法则,一切当道者都得悄悄地按照其法则运行。后世有学人冯振,曾云:“《韩非子》乃药石中烈者,沉疴痼疾,非此不救;用之不当,立可杀人!虽知医者,凛凛乎其慎之!”这是后话。
那一夜,嬴政不能安眠,老酒一爵爵地饮,浑然不知其味。
五更鸡鸣,嬴政长吁一声:“嗟乎!得见此人与之游,死不恨矣!”
次日清晨,嬴政立即召来李斯与姚贾,事由只一句话:“无论何法,务求韩非入秦。”两人一阵思忖,李斯提出自己出使韩国力邀韩非,姚贾却不以为然。姚贾说:“韩非能否入秦,既在韩非,更在韩王。姚贾知韩甚深,对韩非亦有种种查勘。姚贾以为,若以求贤之心邀韩非,韩非必然拒绝;只有以威势压韩王,以韩王压韩非,韩非或可入秦。长史入韩,着力处只能是韩非,对韩王这般谋术成癖之小人国君,只怕力有不逮也!”李斯笑道:“韩王固小人也,足下何以克之?”姚贾答曰:“善术之小人,唯认威慑,岂有他哉!”李斯又笑道:“足下安知李斯无威慑韩王之才?”姚贾道:“尺有所短,寸有所长。我观长史,大才长策之士也,然对卑劣小人却不擅应对。如此而已。”李斯对秦王一拱手道:“姚贾此说,臣无异议,但凭君上决断。”嬴政当即拍案决断:姚贾使韩,务求韩非尽快入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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唯其如此,韩非融三派为一家,使通晓法家的年青秦王惊叹不已!
《韩非子》搭建的新法家框架是:势治为根,法治为轴,术治为察。
先说势治。势者,人在权力框架中的居位也。位高则重,位卑则轻,是谓势也。自古治道经典,无不将“势”明确看作权位。《尚书·君陈》云:“无依势作威。”这个势,便是权位。法家言势,则明确指向国君的权位,也就是国家最高权力。慎到之所以将势治作为法治精要,其基本理念推演是:最高权力是一切治权的出发点,没有权力运行,则不能治理国家;权力又是律法政令的源头,更是行法的依据力量;没有最高权力,任何治道的实施都无从谈起,是谓无势不成治。所以,运用最高权力行使法治,被势治派看作最根本的治道。
《慎子》云:“尧为匹夫,不能治三人。桀为天子,能乱天下。以此知势位之足恃,而贤者不足慕也……尧为隶属(治陶工匠)而施教,民不听,至于南面而王天下,令则行,禁则止。由是观之,贤智未足以服众,而势位足以屈贤者也。”慎到之势说不可谓不透彻,但因不能透彻论证权力与法治的关系而大显漏洞。一个最大的尴尬便是,诸多堪称贤明勤政的国君权力在手,却依旧不能治理好国家。正是为此,李悝、商鞅等重法之士应时而生,将国家治道之根本定位为法治,认为法律一旦确立,便具有最高权力不能撼动的地位,所谓举国一法、唯法是从,皆此意也。韩非之新,在于承认“势”是法治之源头条件,却又清醒地认为,仅仅依靠“势位”不足以明法治国,必须将势与法结合起来,才能使国家大治。
《韩非子·难势》云:“夫势者,非能必使贤者用之而不肖者不用。贤者拥势,则天下治。不肖者拥势,则天下乱……以势乱天下者多矣,以势治天下者寡矣!势之于治乱,本末有位也,专言势之足以治天下者,其智浅矣!”
嬴政很为韩非的评判所折服。
但是,嬴政最为激赏的,还是《韩非子》诘难势说的矛盾故事。
韩非说,专言势治者云:尧舜得势而治,桀纣得势而乱,故势治为本也。果然如此,其论则必成两端:尧舜拥势,虽十桀十纣不能乱;桀纣拥势,虽十尧十舜不能治。如此,究竟是凭人得治,还是凭势得治?凭势得治么,暴君拥势则圣贤不能治。凭人而治么,圣贤无势而天下照乱。诘难之后,《韩非子》说了一个故事:人有卖矛卖盾者,鼓吹其盾之坚“物莫能陷也”,俄而又鼓吹其矛之利“物无不陷也”;有市人过来说:“以子之矛,陷子之盾,何如?”卖者遂尴尬不能应也。《韩非子》结论云:“贤、势之不相容明矣,此矛盾之说也!”
“睿智犀利而谐趣横生,其才罕见矣!”嬴政拍案大笑。
“所言至当!势治过甚,与人治无异也!”嬴政批下了自己的评判。
再说术治。术者,寻常泛说之为技巧也方法也。然则,法家所言之术,却是治吏之道,是谓术治。战国之世,术治说由申不害执牛耳,被天下看作与商鞅法治说并立的法家派别。申不害术治说的理念根基在于:无论是势还是法,都得由人群来制定推行;这个人群,便是君王所统领的臣下;若君王驾驭群臣得法,律法政令便能顺利推行,否则天下无治;所以,治道之本在统领臣下之术治。显然,申不害术治说也是偏颇的,漏洞也很明显。一个最大的尴尬是:国家若不变更旧法(根基是不废除实封制),而唯重吏治整肃,便不能根除奸宄丛生腐败迭起的痼疾,国家始终不能真正强盛。齐国如此,韩国更如此。
《韩非子》严词诘难申不害的术治说及其在韩国的实践。
“韩国法令庞杂,故晋国之旧法与新法并行。申不害不擅其法,不一其宪令,故奸邪必多。贵胄之利在旧法,则以旧法行事;官吏之利在新法,则以新法行事;其利若在旧法新法之相悖(冲突),则巧言诡辩以钻法令之空隙。如此,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,而奸佞丛生也!故托万乘之劲韩,七十年而不至于霸王者,用术于上、法不勤修之患也!”
基于申不害给韩国留下的术治传统危害极大,也基于韩非自己对术治的冷静评判,韩非对“术”作了严格定义:“术者,因权而授官、循名而责实、操生杀之柄、课群臣之能者也。”用今人话语说,术治便是用人制度与问责制度的运用法则。所以,韩非倡导的术治绝不是简单的权谋之术,尽管它也包括了权谋之术。
嬴政最为赞叹的是,韩非没有因纳术入法而轻法,而是将术与法看作缺一不可的治国大道。有人问,法治术治何者更重?韩非答曰:“此犹衣食之孰重孰轻,不可无一也,皆养生之具也。人不食,十日则死。大寒之隆,不衣亦死……君无术则弊于上,臣无法则乱于下。此不可一无,皆帝王之具也!”
从九岁起,嬴政便是秦国太子。从十三岁起,嬴政便是秦国之王。从二十二岁起,嬴政便成了天下第一强国的亲政君王。期间风雨险恶不可胜数,对君王不可或缺的正当权谋体味尤深,可谓烙印在心刻刻不忘。为此,嬴政对《韩非子》所阐释的术治新说深有同感。读《定法》之时,嬴政连饮三大爵凛冽老酒,慨然拍案道:“如此术治,宁非与法治共生也!韩子大哉!”
最令嬴政感奋不能自已者,还是韩非的《孤愤》篇。
韩非之《孤愤》,不是诉说自己的孤独,不是宣泄一己的愤懑,而是为天下变法之士的命运愤然呼号。嬴政记得,初读《孤愤》时一身冷汗,眼前梦魇般浮现出翻翻滚滚的惨烈场景,车裂商君的刑场尸骨横飞鲜血遍地,浑身插满暗箭的吴起倒在血泊灵堂,浴血城头将长剑插进自己腹中的申不害,刺客刀尖闪亮苏秦颓然倒地,形容枯槁的赵武灵王正疯子一般地撕裂吞咽着掏来的幼鸟,嘴角还淌着一缕鲜红的血……
“昭昭《孤愤》,志士请命书也!”更深人静,嬴政慨然拍案。
《孤愤》没有罗列一个血案,但却令人惊悚,令人惕然。根本处,在于《孤愤》以无与伦比的洞察力烛照了变法志士无法避免的悲剧命运,将血腥的未来赤裸裸铺陈开来给芸芸众生浏览,冷森森地宣示了变法家的血泊之路。行法牺牲者的命运,韩非是一层层揭开的:
首先,变法之士的秉性与使命,决定了必然与当道贵胄势成不共戴天。“智术之士,必远见而明察,不明察,不能烛私。能法之士,必强毅而劲直,不劲直,不能矫奸。智术之士明察,听用(一旦任职),则烛重人(当道权臣)之阴情。能法之士劲直,听用,则矫重人之奸行。故智术能法之士用,则贵重之臣必在绳(朝纲)之外矣!如是,智法之士与当道之人,不可两存之仇也!”
其次,当道旧势力拥有既成的种种优势,变法之士则是先天劣势。《孤愤》一一列出了当道者的基本优势,谓之四助五胜。四助是:诸侯之助,群臣之助,君王近臣之助,门客学士之助。之所以有此四助,根由是:“当道者擅枢要,则内外为之用。”有权力结交诸侯,有权力决定群臣利益分配,与君王之近臣内侍利害相关,有权力财力给士人门客以养禄,故有这四种助力。五胜是:一为官爵贵重,二为朋党众多,三为得朝臣多数,四为国人多趋于传统而一国为之讼(辩护);五为得君王爱信。与当道者相比,变法之士却是五不胜:一官爵低(处势卑贱),二无党附(无党孤特),三朝野居少数(反主意与同好争,一口与一国争),四缺乏故交根基(新旅与习故争),五与君王及其亲信疏远(疏远与近爱信争)。
其三,如此态势之下,变法之士的命运结局必然是走上祭坛做牺牲。“资(根基)必不胜,而势不两存,法术之士焉得不危?其可以罪过诬陷者,以公法诛之!其不可以被以罪过者,以私剑(刺客)穷之!是故,明法而逆主上者,不戮于吏诛,必死于私剑矣!”这是韩非最为冷酷的预言。变法志士只要违背传统势力之利益(逆主上),只有两种结局——不死于公法(世族贵胄以祖制问罪),必死于私剑(刺客)。
其四,变法之士必为牺牲,然变法之士死不旋踵代有人出。韩非清醒地看到了变法之壮烈,揭示了这种壮烈的根本缘由。变法之士者,生命之大勇大智者也,宁变法而死,也不愿为腐朽将亡之邦殉葬。“与死人同病者,不可生也!与亡国同事者,不可存也!沿袭旧途而存国,不可得也!”
最后,《孤愤》对君王提出了冷峻的警告。变法之难,要在君主,君主不明,国之不亡者鲜矣!变法之士,孤存孤战。基于此,韩非告诫欲图变法之君王,该当如何认识并保护变法之士。其最要紧的有两条:一则,不与左右亲信议论变法之士,更不能凭亲信议论评判变法之士。“修士(人品高尚之士)不以货赂事人,恃其精洁,更不以枉法为治……人主左右求索不得,货赂不至,则毁诬之言起矣!治乱之功制于近习,精洁之行决于毁誉,则修士之吏废。听左右近习之言,则无能之士在廷,而愚污之吏处官矣!”二则,君主与权臣的利害不同,君主一定要明察权臣朋党用私、杜绝贤路、惑主败法之罪行,否则无以变法。“主有大失于上,臣有大罪于下,索国之不亡者,不可得也!”
昭昭《孤愤》,变法家牺牲之祭文也!
烈烈《孤愤》,变法家命运预言书也!
这便是韩非,在那剧烈动荡的大争时世,自囚深居而思通万里烛照天下,将鲜为世人所知的种种权力奥秘与政治黑幕化为煌煌阳谋,陈列于光天化日之下,成为权力场运行的永恒铁则。一部《韩非子》,使古往今来之一切权力学说与政治学说相形见绌,直是人类文明之绝无仅有也!即或后世西方极为推崇的马基雅弗利之《君王论》,也远远不可与其比肩而立。其深刻明彻,其冷峻峭拔,其雄奇森严,其激越犀利,其狰狞诡谲,其神秘灵异,其华彩雄辩,其生动谐趣,无不成为那座文明高峰的天才丰碑,无不成为那个时代的学养旗帜。《韩非子》之命运,如同其《孤愤》所揭示的变法家的命运一样:在一个变法为主流的时代,他是焚毁黑暗的熊熊火把;在迂阔守成的时代,他却被传统学派一代又一代地诅咒着谩骂着,不能以公法灭其学,则必以口诛笔伐追诬其人,追诛其心。然则,不管如何咒骂,《韩非子》都始终是权力场中无以替代的法则,一切当道者都得悄悄地按照其法则运行。后世有学人冯振,曾云:“《韩非子》乃药石中烈者,沉疴痼疾,非此不救;用之不当,立可杀人!虽知医者,凛凛乎其慎之!”这是后话。
那一夜,嬴政不能安眠,老酒一爵爵地饮,浑然不知其味。
五更鸡鸣,嬴政长吁一声:“嗟乎!得见此人与之游,死不恨矣!”
次日清晨,嬴政立即召来李斯与姚贾,事由只一句话:“无论何法,务求韩非入秦。”两人一阵思忖,李斯提出自己出使韩国力邀韩非,姚贾却不以为然。姚贾说:“韩非能否入秦,既在韩非,更在韩王。姚贾知韩甚深,对韩非亦有种种查勘。姚贾以为,若以求贤之心邀韩非,韩非必然拒绝;只有以威势压韩王,以韩王压韩非,韩非或可入秦。长史入韩,着力处只能是韩非,对韩王这般谋术成癖之小人国君,只怕力有不逮也!”李斯笑道:“韩王固小人也,足下何以克之?”姚贾答曰:“善术之小人,唯认威慑,岂有他哉!”李斯又笑道:“足下安知李斯无威慑韩王之才?”姚贾道:“尺有所短,寸有所长。我观长史,大才长策之士也,然对卑劣小人却不擅应对。如此而已。”李斯对秦王一拱手道:“姚贾此说,臣无异议,但凭君上决断。”嬴政当即拍案决断:姚贾使韩,务求韩非尽快入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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