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七节 忠直族群而术治亡国 天下异数哉
术治者何?督察臣下之法也。究其实,便是整肃吏治并保持吏治清明的方法手段也。所以名之以“术”,一则在于它是掌握于君主之手的一套秘而不宣的查核方法,二则在于熟练有效地运用权术需要很高的技巧,故此需要传授修习。就其本源而言,术治的理念根基发自吏治的腐败与难以查究,且认定吏治清明是国家富强民众安定的根本。如此理念并无不当。此间要害是,术治派见诸于变法实践之后的扭曲变形。所谓扭曲,是秘而不宣的种种权术一旦当做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普遍实施,必然扭曲既定法度,使国家法制名存实亡。所谓变形,是权术一旦普遍化,国家权力的运行法则,规定社会生活的种种法律,便会完全淹没在秘密权术之中,整个国家的治理都因权术的风靡而在事实上变形为一种权谋操控。
申不害的悲剧在此,术治悲剧在此,韩国之悲剧亦在此。
申不害主政几近二十年,术治大大膨胀。依靠种种秘密手段察核官吏的权术,迅速扩张为弥漫朝野的恶风。由是日久,君臣尔虞我诈,官场钩心斗角,上下互相窥视,所有各方都在黑暗中摸索,人人自危个个不宁,岂能有心务实正干?权术被奉为圭臬,谋人被奉为才具,阴谋被奉为智慧,自保被奉为明智。所有有利于凝聚人心激励士气奋发有为的可贵品格,都在权术之风中恶化为老实无能而终遭唾弃;所有卑鄙龌龊的手段技巧,都被权术之风推崇为精明能事;所有大义节操赴险救难的大智大勇,都被权术之风矮化为迂阔迂腐。一言以蔽之,权术之风弥漫的结果,使从政者只将全身自保视为最高目标,将一己结局视为最高利益,以国家兴亡为己任而敢于牺牲的高贵品格荡然无存!
这个枢纽期,在韩国历史上具有两个极端的意义:其一,它使韩国吏治整肃一时强盛而获劲韩之名,各大战国不敢侵犯,一改屈辱无以伸展之局;其二,它全面摧毁了韩氏族群赖以立国的道德基础,打开了人性丑恶的闸门,使一个以忠直品性著称于天下的族群,堕入了最为黑暗的内耗深渊,由庙堂而官场而民间,节烈劲直之风不复见矣!两大枢纽期呈现出的历史足迹是:韩国由忠直信义之邦,演变为权术算计之邦,邦国赖以凝聚臣民的道德防线荡然无存。
然则,譬如一个老实人学坏却仍然带有老实人的痕迹一样,韩国由忠直信义之邦变为权术算计之邦,也同样带有族群旧有秉性的底色。这种不能尽脱旧有底色的现实表现是:信奉权术很虔诚,实施权术却又很笨拙。信奉权术之虔诚,连权术赖以存身的强势根基也不再追求。由此,权术弥漫于内政邦交之道,便尽显笨拙软弱之特质。由此,这种不谋自身强大而笃信权谋存身的立国之道,屡屡遭遇滑稽破产,成为战国时代独有的政治笑柄。韩国的权谋历史反复证明:无论多么高明的权术,只要脱离实力,只能是风中飘舞的雕虫小技;一只鸡蛋无论以多么炫目的花式碰向石头,结果都只能是鸡蛋的破碎。
韩国的兴亡,犹如一则古老的政治寓言,其指向之深邃值得永远深思。
韩昭侯申不害的短暂强盛之后,韩国急速衰落。其最直接的原因,便是韩国再也没有了铮铮阳谋的变法强国精神。战国中后期,韩国沦落为最为滑稽荒诞的术治之邦。韩国庙堂君臣的全副身心,始终都在避祸谋人的算计之中。在此目标之下,韩国接踵推出了一个又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奇谋:出让上党、水工疲秦、肥周退秦、兵家疲秦等等等等,其风炽烈,连韩非这样的大师也迫不得已而卷入,诚匪夷所思也!韩国一次又一次地搬起石头砸自己脚,直到将自己狠狠砸倒。其荒诞,其可笑,千古之下无可置评也。
忠直立国而术治亡国,韩国不亦悲哉!
韩国的权术恶风,也给历史留下了两个奇特的印痕:一个是韩非,将术治堂而皇之地归入法家体系,被后人称为法家之集大成者;一个是张良,历经几代乱世,而终以权谋之道实现了全身自保的术道最高目标。对此两人原本无可厚非,然若将这两个人物与其生根的土壤联系起来,我们便会立即嗅到一种特异的气息。
天地大阳而煌煌光明的战国潮流,在韩国生成了第一个黑洞。
韩国之亡,亡于术治也。盖法家三治,势治、术治皆毒瘤也。依赖势治,必导致绝对君权专制,实同人治也。依赖术治,必导致阴谋丛生,实同内耗也。唯正宗法治行于秦国而大成,法治之为治国正道可见也。此千古兴亡之鉴戒,不可不察。秦韩同时变法,韩亡而秦兴,法治、术治之不可同日而语,得以明证也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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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不害的悲剧在此,术治悲剧在此,韩国之悲剧亦在此。
申不害主政几近二十年,术治大大膨胀。依靠种种秘密手段察核官吏的权术,迅速扩张为弥漫朝野的恶风。由是日久,君臣尔虞我诈,官场钩心斗角,上下互相窥视,所有各方都在黑暗中摸索,人人自危个个不宁,岂能有心务实正干?权术被奉为圭臬,谋人被奉为才具,阴谋被奉为智慧,自保被奉为明智。所有有利于凝聚人心激励士气奋发有为的可贵品格,都在权术之风中恶化为老实无能而终遭唾弃;所有卑鄙龌龊的手段技巧,都被权术之风推崇为精明能事;所有大义节操赴险救难的大智大勇,都被权术之风矮化为迂阔迂腐。一言以蔽之,权术之风弥漫的结果,使从政者只将全身自保视为最高目标,将一己结局视为最高利益,以国家兴亡为己任而敢于牺牲的高贵品格荡然无存!
这个枢纽期,在韩国历史上具有两个极端的意义:其一,它使韩国吏治整肃一时强盛而获劲韩之名,各大战国不敢侵犯,一改屈辱无以伸展之局;其二,它全面摧毁了韩氏族群赖以立国的道德基础,打开了人性丑恶的闸门,使一个以忠直品性著称于天下的族群,堕入了最为黑暗的内耗深渊,由庙堂而官场而民间,节烈劲直之风不复见矣!两大枢纽期呈现出的历史足迹是:韩国由忠直信义之邦,演变为权术算计之邦,邦国赖以凝聚臣民的道德防线荡然无存。
然则,譬如一个老实人学坏却仍然带有老实人的痕迹一样,韩国由忠直信义之邦变为权术算计之邦,也同样带有族群旧有秉性的底色。这种不能尽脱旧有底色的现实表现是:信奉权术很虔诚,实施权术却又很笨拙。信奉权术之虔诚,连权术赖以存身的强势根基也不再追求。由此,权术弥漫于内政邦交之道,便尽显笨拙软弱之特质。由此,这种不谋自身强大而笃信权谋存身的立国之道,屡屡遭遇滑稽破产,成为战国时代独有的政治笑柄。韩国的权谋历史反复证明:无论多么高明的权术,只要脱离实力,只能是风中飘舞的雕虫小技;一只鸡蛋无论以多么炫目的花式碰向石头,结果都只能是鸡蛋的破碎。
韩国的兴亡,犹如一则古老的政治寓言,其指向之深邃值得永远深思。
韩昭侯申不害的短暂强盛之后,韩国急速衰落。其最直接的原因,便是韩国再也没有了铮铮阳谋的变法强国精神。战国中后期,韩国沦落为最为滑稽荒诞的术治之邦。韩国庙堂君臣的全副身心,始终都在避祸谋人的算计之中。在此目标之下,韩国接踵推出了一个又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奇谋:出让上党、水工疲秦、肥周退秦、兵家疲秦等等等等,其风炽烈,连韩非这样的大师也迫不得已而卷入,诚匪夷所思也!韩国一次又一次地搬起石头砸自己脚,直到将自己狠狠砸倒。其荒诞,其可笑,千古之下无可置评也。
忠直立国而术治亡国,韩国不亦悲哉!
韩国的权术恶风,也给历史留下了两个奇特的印痕:一个是韩非,将术治堂而皇之地归入法家体系,被后人称为法家之集大成者;一个是张良,历经几代乱世,而终以权谋之道实现了全身自保的术道最高目标。对此两人原本无可厚非,然若将这两个人物与其生根的土壤联系起来,我们便会立即嗅到一种特异的气息。
天地大阳而煌煌光明的战国潮流,在韩国生成了第一个黑洞。
韩国之亡,亡于术治也。盖法家三治,势治、术治皆毒瘤也。依赖势治,必导致绝对君权专制,实同人治也。依赖术治,必导致阴谋丛生,实同内耗也。唯正宗法治行于秦国而大成,法治之为治国正道可见也。此千古兴亡之鉴戒,不可不察。秦韩同时变法,韩亡而秦兴,法治、术治之不可同日而语,得以明证也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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